玉溪聂耳小学的老师带领学生参观聂耳故居。作为聂耳的故乡，玉溪市牢记嘱托，创新形式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从聂耳音乐中汲取精神营养，厚植各族群众的家国情怀，凝聚共同团结奋斗的前进力量。 玉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沈阳 摄

□ 杨长虹

80多年前，当日本侵略者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之时，有一种特殊的武器以旋律为弹，以节奏为刃，穿透硝烟——这就是聂耳的音乐。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聂耳音乐作品，以短促有力的节奏、激昂悲愤的旋律，将底层民众的苦难、民族危亡的焦虑与抗争的决心熔铸其中，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精神号角。这些歌曲和其他抗战歌曲一样，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争的集体记忆；不仅是艺术，更是战斗的号角，其展现的民族觉醒意识与独特的艺术感召力，使它们不仅成为救亡图存时代的“精神武器”，至今仍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

唤醒民众、鼓舞斗志的号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聂耳音乐的精神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对民族意识的唤醒。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深陷内忧外患，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亡国的危机感沉重地压在国人心头，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流，“誓死不当亡国奴”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呐喊，抗击侵略成为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众多音乐家纷纷以音乐为武器，以歌词为旗帜，以旋律为枪炮，唤醒民众、鼓舞人民奋起反抗，创作了《松花江上》《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记录了山河破碎的痛楚，昭示绝不屈服的尊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发出了时代最强音，成为凝聚民族灵魂的烽火、刺破黑暗的号角。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为抗战呐喊助威，起到不可低估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它们既是民族觉醒的产物，又通过艺术形式加速了民族觉醒进程。

在抗日救亡歌曲中，聂耳创作的抗日歌曲影响尤为深远。年轻的聂耳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脉搏，他和田汉等人合作，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自卫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歌曲。这些作品简洁明快、情感强烈，歌词与旋律配合默契，朗朗上口，让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程度的民众都能理解与接受，从而得到广泛传唱。

聂耳和田汉合作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插曲《毕业歌》，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相联结，蕴含着“青年责任”与“民族觉醒”的主题，鼓励青年学子从课堂走向救亡前线，“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号召，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的青春战歌。随着电影上映，这首节奏铿锵有力、旋律激昂奋进、感染力强烈的歌曲，从上海迅速传遍全国：1936年《铁报》的调查发现，“六七岁孩童皆能哼唱”；上海中国女中学生钟石川联合多校女生，以《毕业歌》为号角发起街头救亡宣传；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手挽手高唱着《毕业歌》正告侵略者“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这首青春战歌，曾感召着无数有志青年投笔从戎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在抗日救亡歌曲中，聂耳和田汉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发出的吼声最响亮。“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呐喊，如惊雷般炸响在沉寂的夜空，唤醒了沉睡的民族魂。这首歌以进行曲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和饱含抗争精神的歌词，创造了“音乐动员”的奇迹。1935年，随着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曲的电影《风云儿女》上映，这一呐喊通过电台、唱片和歌咏队回荡在城市与乡村的天空，迅速成为广泛流传的抗战歌曲。美国合众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抗战报道集《人民之战》中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丰子恺也有类似的描述，1938年他从杭州至江西、长沙到汉口途中，抗日歌声未绝于耳。连荒野山林中的村子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歌声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前线、后方、工厂、学校、街头……有中国军民集合的地方，就有《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日军队耳熟能详的军歌。在台儿庄战役中，爱泼斯坦曾目睹中国官兵端起步枪、挥舞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炮火冲锋的壮烈情景。

聂耳音乐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动员能量，在于它成功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把艺术与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结合，实现了艺术政治功能与艺术价值的统一。这种“音乐武器”产生的精神效能难以估量，它让无数普通民众从音乐的听众转变为历史的参与者，从被动的受难者转变为主动的抗争者。正如作家田汉所说，聂耳的乐曲不只代表了当时中国痛苦中的人民的嗟伤和吼叫，也正确有力地回答了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疑问，抵抗侵略还是屈服？而他坚决发出战斗的号角，这是他的作品何以那样迅速传唱的最大原因。它不仅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激励将士奋勇杀敌，更在后方成为凝聚民心、鼓舞斗志的精神旗帜。

全民族抗战的“精神符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聂耳创作的抗战音乐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用艺术的形式体现了这种精神，将个人的愤怒和反抗汇聚成整个民族的战斗意志，唱出了救亡图存时代人民的呼声，号召人们为生存而战、为民族尊严而战，成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抵御外侮的象征符号。

《毕业歌》以学生毕业即将踏入社会的节点为切口，将个人的生活场景（毕业、求职）与国家的苦难现实（民众痛苦、领土丧失）紧密绑定，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号召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一脉相承，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夏衍回忆说：“聂耳创作时总说‘音乐要让人听了有劲头，有骨头’。”这种“有骨头”的音乐，就是对“威武不能屈”民族气节的艺术表达。《义勇军进行曲》开篇“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有力呼喊、《毕业歌》中“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和《前进歌》中“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的宣告，与抗战时期“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呐喊高度呼应，体现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码头工人高唱“我们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前进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体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所说，聂耳创作的这几首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以斩钉截铁般果敢的节奏、勇往直前无所阻挡的气势，有力地表现了处在深重灾难中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聂耳创作的抗战音乐以表现中华人民抗战为主题，但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对压迫的反抗、对自由的向往和渴望，却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反抗侵略、追求解放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诉求，也是所有遭受法西斯迫害人民的共同愿望。《义勇军进行曲》等中国抗战歌曲传播到海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声音。在马来西亚，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改为“马来西亚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曾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录制了包含这首歌的一套中国歌曲唱片《起来》。1944年，米高梅电影公司拍摄的一部中国题材电影《龙种》，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插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美国、英国、印度及南洋各地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并灌录成唱片，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联合国成立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该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凯旋曲目。战争胜利后，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美国将《义勇军进行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抗战象征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的抗战之歌”。

唱出人民的心声

聂耳音乐的精神价值，还体现在其开创性的艺术形式与民族化、大众化的美学追求上。面对当时中国乐坛脱离现实的“靡靡之音”与晦涩难懂的“艺术音乐”，聂耳创造性地将西方音乐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型革命音乐形式。在《开路先锋》《大路歌》等作品中，他巧妙运用劳动号子的节奏元素；在《梅娘曲》《塞外村女》中，他融入地方民歌的旋律特点。这种民族化的艺术处理，使他的音乐既有专业的艺术高度，又易于被普通民众接受传唱。聂耳为小报童“小毛头”创作《卖报歌》，描绘了底层儿童的艰辛生活，用简单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劳动者的苦难，体现了对弱小者的深切同情和对不公平社会现实的关注，引发了大众共鸣，让音乐成为跨越阶层、连接不同群体的桥梁。他是中国第一个为工人写歌的人，他写作的歌曲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很大比重。田汉说，聂耳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的人民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

聂耳打破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隔阂，让音乐从象牙塔走向街头巷尾、田间地头，音乐从消遣娱乐工具转变为思想启蒙和精神动员的利器，实现了“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念。这种艺术大众化的实践，不仅极大地扩大了抗战音乐的传播范围，更在文化层面构建了全民抗战的共同体意识。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群众，都能在聂耳的音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情感共鸣。

不朽的精神财富

曾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动员作用的聂耳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为伟大抗战精神的永恒符号。时光流转，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聂耳音乐的精神价值并未随时代变迁而褪色，他的音乐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时代的号角。他那充满抗争精神与生命激情的乐章，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它已成为国家声音象征和标志。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起，就会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引发共鸣，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它凝缩着国家和民族的苦难辉煌，传承着国家和民族的不朽精神，承载着中国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义勇军进行曲》中振聋发聩的呐喊，穿越历史仍具有跨时代的价值，继续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提醒着人们铭记历史、居安思危，鼓舞着人们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歌中蕴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精神，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奋发图强的精神，是今天我们面对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时需要继承与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我们重温聂耳音乐，不仅是对一位伟大音乐家的缅怀，更是对一种伟大精神的传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从聂耳音乐中汲取精神营养。聂耳的不朽乐章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气概，激励着我们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崇高目标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易门县委办公室）